郭春飞：浅谈新著作权法对音乐工业的影响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正案已于2020年11月11日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集会通过，将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作为一名从事音乐著作权执法实践二十多年的知识产权状师，一直密切关注修法希望，也亲身到场了一些问题的讨论，在此借助研习新著作权法的时机，梳理并展望新法将会对音乐工业发生的影响，与列位读者切磋。一、新法对广播权举行了扩张，网络直播、网站定时流传、实时转播落入广播权的掩护规模新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划定：“广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然流传或者转播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民众流传广播的作品的权利，但不包罗本款第十二项划定的权利。”广播权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有线”的技术手段，这就涵盖了所有的“非交互式流传”行为，包罗涉网的非交互性流传，因此网络直播中主播现场演唱或播放配景音乐、网站定时流传、实时转播演唱会、电视综艺节目的行为都将纳入到广播权掩护规模，改变了原来司法实践适用“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的兜底条款规范通过有线方式、非交互式流传音乐的局势。

二、电台、电视台通过网站定时流传、实时转播和网络直播使用已揭晓的音乐作品适用法定许可，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酬劳著作权法例定了广播电台、电视台使用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的制度。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划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揭晓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酬劳。”第四十四条划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书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酬劳。当事人尚有约定的除外。

详细措施由国务院划定。”新法删除了第四十四条，保留第四十三条（对应新法第四十六条），即不再对播放已出书录音制品和播放其他已揭晓作品举行区分，播放已出书的录音制品，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不再享有“当事人尚有约定的除外”的特殊破例，相当于对音乐作品权利人的权利做了进一步的限制。从立法政策来看，对权利人广播权的限制是为了在不影响作者揭晓权和权利人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促进作品通过广播在更大规模的流传，因此音乐作品权利人需要注意上述变化。笔者认为，新著作权法施行后，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过网站定时流传、实时转播和网络直播使用已揭晓的音乐作品，无需经权利人同意，但要根据划定支付酬劳。

但要注意，此处的网站定时流传、实时转播和网络直播的主体仅限于广播组织，不包罗第三方。对于音乐作品法定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转付，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卖力，新法施行后，音著协的运动会增加此项内容，此点在文章最后讨论。三、如无约定或约定不明，音乐作品权利人对使用音乐作品的短视频、游戏画面、综艺节目、音乐电视（MV）等其他视听作品的后续流传享有二次获酬权新法引入了“视听作品”的观点，将“影戏和以类似摄制影戏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改为“影戏作品、电视剧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同时新法第十七条增加了第二款划定：“前款划定以外的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制作者享有，但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酬劳的权利。

”第十七条第二款所指的其他视听作品，涵盖了短视频、体育赛事节目、游戏画面、综艺节目、音乐电视（MV）等非影戏、电视剧视听作品，同时还包罗工业生长带来的对音乐作品的新的使用方式，如音乐喷泉。值得注意的是，该款还明确了对权属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听作品，音乐作品权利人享有获得酬劳的权利，此处获得酬劳的权利应明白为包罗视听作品在后续流传历程中的使用行为。

这弥补了现行法第十五条的不足，克服了现行划定的音乐作品的著作权被视听作品著作权吸收，如果在初始授权制作条约中作者没有与制作者约定接纳流传历程中的收益，则无法就后续流传主张任何权利的逆境，影音同步的授权不能涵盖流传历程中对音乐作品使用应获得的收益，新法补足了音乐权利人对视听作品后续流传应获得的利益。此处需要思量的问题是谁是付酬主体，是视听作品制作者还是使用者？从执法划定看不明确，现在也无配套法例或司法解释，但笔者认为应是两者配合的义务，音乐权利人可以选择。举例来讲，数字平台提供大量第三方用户制作的音乐短视频，游戏动态画面，综艺节目时，除了需要获得制作人的许可，还需向视频中使用的音乐作品权利人支付酬劳，除非制作者与音乐权利人在制作条约中对此已有约定。

又如，卡拉OK歌厅使用的大量音乐电视（MV），唱片公司制作时如果没有涵盖KTV使用用途，则音乐作品权利人有权就KTV使用行为收取酬劳。新法赋予作者二次获酬权还在一定水平上缓解了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的界线不清带来的问题。新法在引入视听作品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录像制品的观点。

录像制作者享有的是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与出书者、演出者、广播组织者、录音制作者处于同等的执法职位，对于这类主体的投入是否具有独创性，判断作品的尺度是独创性的崎岖还是有无？实践中一直争论不休。现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划定，被许可人复制、刊行、通过信息网络向民众流传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同时取得著作权人、演出者许可，并支付酬劳。

无论是短视频还是MV，如果被认定为录像制品，使用者（平台方/KTV谋划者）需要同时获得视频制作者和音乐作品权利人的授权并支付酬劳，如果被认定为视听作品，则只需获得视频制作者授权即可。现行法未划定词曲作者对使用视听作品有二次获酬权，音乐作品权利人难以附属于作品的视频后续流传获得收入。新法可以弥补这点，新法赋予了作者二次获酬权，这样纵然视频内容定性为作品，音乐作品权利人也有权收取酬劳，虽然获酬权和许可权两者权利基础差别，但聊胜于无，音乐人的诉求无非是获得其应有的收益。四、新法赋予了录音权利人对公然播放和演出录音制品的获酬权，扩大了唱片公司的权利新法第四十五条划定：“将录音制品用于有线或者无线公然流传，或者通过传送声音的技术设备向民众公然播送的，应当向录音制作者支付酬劳。

”数字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录音权利人依赖的传统唱片市场收入极端萎缩，录音制作者无法通过复制权、刊行权获得收益，经由唱片业权利人十余年的呼吁，新法终于赋予了录音制作者对公然播放和演出使用录音行为的获酬权，扩大了唱片制作者的收入泉源，对于唱片从业者无疑值得欢呼。笔者早年在国际唱片业协会事情，对录音从业者有所相识，一直认为录制音乐的历程是创作的历程，制作者的技术手段和水平、对艺术的品味和履历充实体现了独创性，录音制品应该按录音作品予以掩护。但我国著作权法接纳大陆法系的“作者权”体系，录音制作者属于流传者，录音制作者权属于毗邻权，制作者权只有复制、刊行、出租和信息网络流传四项权利，掩护水平远远低于作品权利人享有的十三项产业权利。

新法为制作者增加的两项获酬权，实为缺位补失，被戏称为“奢侈品”。新法对广播权扩张后包罗了有线技术流传手段，故录音制作者就广播行为的获酬规模也就随之扩大到有线和无线方式的流传和广播，详细使用场景例如：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电台播放录音制品、网络直播历程中播放配景音乐。

通过传送声音的技术设备向民众公然播送的行为，解读为机械演出/播放录音制品，包罗使用录放设备公然播送录有演出的唱片、录音带、录像带，如宾馆、饭馆、商店、歌舞厅为主顾播放音乐、歌舞演出、演唱会使用音乐伴奏等，现行法只有音乐作品权利人享有演出权，新法实施后录音制作者同时有权收取酬劳。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法对广播使用音乐作品的行为适用法定许可制度，此点在前面第一个问题已有先容，但新法例定的广播使用录音制品支付酬劳不属于法定许可，权利人享有的是获酬权，没有许可权基础。由于权利基础差别，直接影响收费实践，包罗收费的执法依据、收费主体和酬劳尺度的制定与执行，这离不开著作权团体治理组织，关于著作权团体治理组织将在下一个问题谈及。

五、著作权团体治理组织的运动规模将极大扩展，收费泉源不停增加中国音乐著作权团体治理协会（简称“音著协”或“MCSC”）是治理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团体治理组织，在已往的十多年里，MCSC一直在开展广播权的法定许可收费事情和对数字平台使用音乐的授权。新法对广播权的扩张、对其他视听作品使用音乐赋予权利人的二次获酬权都将成为MCSC新的收费领域。中国音像著作权团体治理协会（简称“音集协”或“CAVCA”）是治理音像节目的著作权团体治理组织，已往受唱片公司权利种类的制约，主要运动仅限于收取卡拉OK使用MV的版权费，新法赋予了录音权利人对广播和演出使用录音制品的获酬权，而该两项权利属于权利人难以行使的权利，通过团体治理统一行使最适合，故音集协运动规模将急剧扩大，会员数量会激增。

至于收费尺度、收取方式，需要等候著作权法实施细则或团体治理条例配套修正才气清朗。需要提及的是，新法第八条增加了第二款，对著作权团体治理组织的收费尺度举行了划定：“著作权团体治理组织凭据授权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使用费的收取尺度由著作权团体治理组织和使用者代表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申请裁决，对裁决不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新法弥补了现行法的空缺，对于规范著作权团体治理组织的主要行为提供了执法依据。与西欧国家上百年的著作权团体制度相比，我国的著作权团体治理还处于低级阶段，团体治理组织在一个有效的版权制度中饰演着重要的角色，著作权团体治理的成熟水平是判断一个国家著作权掩护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新技术的生长，著作权团体治理一定会笼罩更多的创新工业，权利人到场水平也会越来越高。六、凝聚全球音乐工业气力，共促中国音乐工业的繁荣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历时十年，历经崎岖，直到2020年8月中旬草案第二次审议稿向社会民众征求意见时，各方对修法的思路和详细规则的修改依然争议很大，音乐人、专家学者等各方展开充实公然的讨论，以期通过制度设计的进一步合理化和体系化，使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则少一些毛病和矛盾。令人鼓舞的是，新法提高了音乐工业权利人的执法职位，这与立法部门努力倾听音乐工业的意见以及各方的努力密不行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为了给录音权利人争取广播和演出的获酬权，CAVCA数次组织会员唱片公司和专家学者座谈，讨论赋权的合理性和须要性，同时使用媒体努力通报诉求。此外，由我牵头组建的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原名：北京市影视娱乐法学会）音乐工业执法专委会2020年8月8日刚建立，建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专委会委员提出音乐工业对修法的建议，而此时距离第二次审议稿向民众征求意见的停止期9月30日仅有一个多月。在有限的时间内，举世音乐版权团体以其在北京建立的全资音乐版权治理公司的名义提出了修法意见，通过音乐工业执法专委会向人大提交。

可喜的是，新法采取了举世音乐版权的建议，在第十二条第二款“作者”后面加了“等著作权人”这五个字，貌似几个字的改动，但在著作权法中明确了除音乐作者本人之外其权利所有者或署理者的正当职位，这对于如举世音乐版权这样的全球性的音乐版权署理公司而言意义特殊，也着实推动了中国音乐版权情况的生长。2021年6月1日，新著作权法将正式实施，相信在新法的护佑下，音乐工业上下游会越发团结，凝聚气力，中国音乐工业的新一轮繁荣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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